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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者仁心与唯物主义,读《温疫论》有感
时间:2022-04-09 00:03 作者:admin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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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想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,恐怕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它会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,而中国的医疗卫生系统也在政府正确的领导与全局统筹下,作为最重要的应对力量之一接受了疫情的考验。这次疫情,也引起了许多人回顾历史、了解古代人类如何对抗疫情的兴趣,我也不例外。

古中国作为人口大国,人民受瘴、疠、瘟、疫所困而大量死亡的记载在史书中屡见不鲜,但史书中对于当时政府、民间以医疗卫生方措施应对疫情的记载都相当简单,对措施的有效性如何更是语焉不详,倒是对于免税赋、颁赈济、安置受疫情影响而家破者等“仁政”的着墨不少,以显官方仁爱。既然史籍不彰,那么医典就成了另一条线索。

作为公认的古中国首部系统性研究急性传染病的医学书籍,明末清初江苏医生吴有性(字又可)写成于明崇祯壬午年(1642年)的《温疫论》二卷,文风、观点与之前的医书颇有不同,在其中我明确读到了他作为医者的仁慈悲悯之心,以及古代中医群体中不多的明确唯物主义观点。以下引用《温疫论》部分原文及附我个人的评论,并非为探讨其医学理论,而是作为了解历史、了解吴先生本人的文本来阅读,望与观网诸君共享。

关于《温疫论》为何而作,吴先生在文首“自叙”中写得非常清楚:

如果各位不耐阅读文言文,那么容我划一下重点:

“夫温疫之为病,非风、非寒、非暑、非湿,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,其传有九,此治疫紧要关节。奈何自古迄今,从未有发明者。”

这几句话开宗明义,提出了作者对温疫的认识:它不是什么风寒暑湿造成的,是另外的东西造成的,而且从古到今没人想到过这一点。

“伤寒,感冒,均系风寒,不无轻重之殊。究竟感冒居多,伤寒希有。况温疫与伤寒,感受有霄壤之隔。今鹿马攸分,益见伤寒世所绝少。”

作者根据其观察实践,认为疫病众多,而其中属于“伤寒”的其实不多,以伤寒论治温疫,尊龙就是博旧版,是指鹿为马。

“嗟乎!守古法不合今病,以今病简古书,原无明论,是以投剂不效,医者彷徨无措,病者日近危笃,病愈急,投药愈乱,不死于病,乃死于医,不死于医,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。吁!千载以来,何生民不幸如此。”

从这几句中,读者一定能明确感受到作者对于病者不幸遭遇的伤怀与同情,和对同行“守古法不合今病”的不满??千年以来,因医者不敢跳脱出古法禁锢而造成的失治误治、生民不幸,何其多也。从这里也能读出,至少在吴先生看来,他当时同行们,以及他所知的古代医生们,对于“温疫”的治疗效果完全不如人意。

接下来,在阐述病疫来由成因的“病原”一节中,吴先生这样写道:

“病疫之由,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,春应温而反大寒,夏应热而反大凉,秋应凉而反大热,冬应因风雨阴晴,稍为损益,假令秋热必多晴,春寒因多雨,较之亦天地之常事,未必多疫也。伤寒与中暑,感天地之常气,疫者感天地之疠气,在岁有多寡;在方隅有浓薄;在四时有盛衰。此气之来,无论老少强弱,触之者即病。”

由此可见,吴先生对于前人认为疫病源于“非其时有其气”,即人会因为天时不合、天道逆乱而染疫的看法,并不完全赞成。他看来,四季的天气反常也不过是天地之间的普通情况,未必造成疫病流行;对于疫病这类“感天地之疠气”所致的疾病,就不能采用针对伤寒与中暑这类普通疾病的诊断、治疗办法。

从这里开始,吴先生对于同行们的不赞成屡见于文中,颇为耐人寻味,部分摘抄如下:

“邪发于半表半里,一定之法也。至于传变,或出表,或入里,或表里分传,医见有表复有里,乃引经论,先解其表,乃攻其里,此大谬也。尝见以大剂麻黄连进,一毫无汗,转见烦躁者何耶?”

“里证下后,脉不浮,烦渴减,身热退,越四五日复发热者,此非关饮食劳复,乃膜原尚有余邪隐匿,因而复发,此必然之理。不知者每每归咎于病患,误也。”

在《温疫论》上卷之中,还专有“老少异治”、“妄投破气药论”、“妄投补剂论”、“妄投寒凉药论”等节,说明当时有些吴先生的同行连“老少异治”都没有做到,且多有乱下药的情况发生,也无怪吴先生在“妄投补剂论”中写下这样语气严重的话:

“病家止误一人,医者终身不悟,不知杀人无算。”

徐徐读之,吴先生对于病者的怜悯体恤在文中不断体现,在“乘除”一节中,他对于其他医生所认为的“怯证”写下这样的话:

“要之,真怯证世间从来罕有,令患怯证者,皆是人参造成。近代参价若金,服者不便,是以此证不生于贫家,多生于富室也。”

《温疫论》的文字中,与吴先生的医者仁心并存的,是古代中医典籍中相对少见的唯物主义思想。在下卷开篇的“杂气论”一节中,吴先生写道:

“然气无所可求,无象可见,况无声复无臭,何能得睹得闻?人恶得而知气?又恶得而知其气之不一也?是气也,其来无时,其着无方,众人有触之者,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。”

“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。盖当时,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其经络,专发为某病,故众人之病相同,是知气之不一,非关脏腑经络或为之证也。夫病不可以年岁四时为拘,盖非五运六气所即定者,是知气之所至无时也。或发于城市,或发于村落,他处安然无有,是知气之所着无方也。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,但有甚于他气,故为病颇重,因名之疠气。虽有多寡不同,然无岁不有。”

“刘河间作《原病式》,盖祖五运六气,百病皆原于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,是无出此六气为病。实不知杂气为病,更多于六气为病者百倍,不知六气有限,现下可测,杂气无穷,茫然不可测也。专务六气,不言杂气,焉能包括天下之病欤!”

而在“论气所伤不同”一节中,他更是明确写道:

“夫物者气之化也,气者物之变也,气即是物,物即是气,知气可以知物,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。”“能知以物制气,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,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。”

透过这些文字,一方面我敬仰吴先生的父母之心、仁爱之心、怜悯之心、医德之伟大,佩服吴先生对于疫病成因的洞察力之强远胜同侪,不拘泥于古人用以描述世界的“五运六气”,而是务实地看到了世界的复杂性,大胆表达了“能知以物制气,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,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”这种真挚而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。

另一方面,我也不禁扼腕,也许是因为吴先生的唯物主义思想不被“守古法不合今病”的同行所容,也许是他对于过去各家医生对疫病成因、辨证、治法的批驳过甚,例如“论阴证世间罕有”、“《伤寒例》正误”“诸家温疫正误”等节均有文笔犀利、观点明确的正误,《温疫论》在接下来的有清一朝并没有被医家们广泛接受。“有口诵其书,啧啧称道,而对证施方,仍多不用其法。口则曰此时证也,而手则仍用伤寒之方,拘伤寒之法者,比比皆然”。而吴先生所在的明清易代之时,纷乱动荡的社会无法让他继续广泛实践、发展他的理论,假使吴先生能够得到一架显微镜,能够看到病原体,能够知道他所注意到的“疫气”到底是什么,那么以他对于疫病的见解,几乎必然可以活人无数,乃至被后人立祠供奉了!可惜乎,可惜哉!

吴先生的唯物主义辩证思想,在《温疫论》中有多处体现,如有兴趣,不妨阅读原书,也希望此书能对当下的“中医粉”们有所启发。是的,能读到这的观友,都知道我在说哪些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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